來源：聰明投資者
2019年一場深度訪談快結束的時候，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手機響了。他忘了靜音。
來電的人想請他做一場演講，或者審一本書。卡尼曼接起來聽了一會，掛電話前說了一句話：「我的規矩是，電話裏從不說『好』。我明天再回復你。」
當時採訪的肖恩·帕裏什（Shane Parrish）默默記下這一幕。結束時候還追問了一下。
卡尼曼回答說，他知道自己在面對真誠邀約時，直覺裏會冒出一個匆忙的「好」。他也試過當場拒絕，但每次拒絕，對方的第一反應永遠是重新談判：換個日期呢？換個時間線呢？
於是他給自己定了這條規矩，在決定前留24小時的緩衝期。
這條規矩，是卡尼曼一輩子研究的濃縮版。
身爲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思考，快與慢》的作者，研究人類決策偏差半個世紀，影響無數傑出投資人的丹尼爾·卡尼曼也坦白說，研究了一輩子，自己並不比別人更能避免偏差。
靠個人意志去做更好的決定，不太現實。
他真正相信的，是流程，是算法，是結構化打分，是延後直覺——任何能讓那個匆忙的「好」晚一點出場的設計。
卡尼曼2024年3月27日去世，享年90歲。這場對話是他生前爲數不多的深度訪談之一。
我們照例史海鉤沉，把它整理出來。在各人不同的生命階段和生命狀態下，應有不同的共鳴感。
比如卡尼曼說，看到一個人做出「說不通」的事，我們習慣把原因歸到他的性格，而不是他所處的情境。
這一點對理解基金經理的處境很有用。我們看到巴菲特六十年的投資成功，常常忽視他對一個關鍵問題的解決——通過長期保險浮存金，把自己放進一個跟投資框架完全自洽的場景裏。
負債端的適配，本質上就是讓基金經理減少那些會扭曲他決策的裹挾因子。
代理人那段也很有意思。代理人在買賣之間不帶稟賦效應，因爲他不持有「損失感」。布萊恩·約翰遜那句話被卡尼曼拿來用了，「我想證明，算法比我本人更會照顧我」。
這大概也算是買基金、尤其是量化基金的心理學基礎。
關於信念的來源，卡尼曼也很坦誠，他說人相信一件事，多數時候不是因爲證據，是因爲我們信任的人也這樣想。他承認自己對氣候變化的看法也是這麼形成的。
這句話其實在《思考，快與慢》裏有一個更完整的版本：很多重要信念不是來自證據，而是來自我們所愛和所信任的人持有同樣的看法。
回到直覺本身。卡尼曼說，如果你真想顯著提高決策水平，那就一個字——算法。做不到算法，就讓自己慢下來。
肖恩問他怎麼「延後直覺」。卡尼曼講了一個具體的做法：評估一個投資項目，不要上來問「你支持還是反對」，先一個維度一個維度地過，每個維度上達成一定共識，再做整體判斷。一旦先有了整體印象，後面就會花很多時間去驗證那個印象，而不是尋找真正的證據。
想起巴菲特2015年那次跟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坎寧安的對話。
巴菲特說，“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爲自己就是一名記者。我給自己定選題，比如1973年《華盛頓郵報》公司每股價值22美元嗎？這是我的工作假設，隨後我會去尋找事實，不做立場判斷和取捨。他強調的是，不要先入爲主，讓假設來決定報道內容本身。
這場對話裏這樣的地方還有不少。
聰明投資者挑出最有獲得感的部分精譯整理，並加了些備註。
1、關於「快樂」和「滿意度」的區分
肖恩：你在「快樂」和「生活滿意度」之間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區分，能說說你是怎麼看的嗎？
丹尼爾：當然可以。其實「快樂」這個詞本身就很模糊，對不同的人意味不同。
但一種相對合理的理解是：它更多指的是情緒，是你此刻的感覺，是你生活的情緒基調。你是不是覺得舒服，是不是享受當下，是不是活得像你自己。
而「生活滿意度」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是你在思考自己生活時，對整體生活狀態做出的評價。我們大多數時候不會去想這些問題，只是過着每一天。但偶爾你會停下來，回頭看看過去幾年，這時你才會問：「我對我的生活滿意嗎？」
那才是所謂的生活滿意度。
這裏的「滿意」，不是簡單地說「不錯」，而是對你整個人生狀態的滿意。
肖恩：那我們該怎麼平衡兩者？是不是年輕時追求快樂，年紀大了追求滿足？
丹尼爾：我倒從沒這麼想過。
我最初研究這個話題的時候，其實是更偏向「快樂」的。我覺得當下的情緒體驗才是最真實的，生活滿意度不過是人講給自己聽的故事。所以起初我認爲，快樂才更值得關注。
但我們後來做了更多研究，發現讓人快樂的條件，和讓人滿意的條件並不一樣。
快樂往往是社交性的：你是不是和你愛、也愛你的人在一起；是不是有連結、有關係。而生活滿意度更傳統、更世俗，跟事業成功、收入、教育程度、社會地位這些因素更相關。
肖恩：你們的研究是不是還發現了這樣一個結果：年收入超過7萬美元之後，人的快樂不會明顯增加，但生活滿意度還會繼續提升？
丹尼爾：對，那是我和普林斯頓的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一起做的研究。
我們發現，就「快樂」而言，也就是日常情緒的整體基調（包括正向和負向情緒），收入越高並不會讓人無限制地更快樂。但貧窮會顯著增加痛苦。
在美國大概存在一個門檻，當時估算大約在年收入7萬美元左右。超過這個水平之後，再增加收入，並不會明顯提升你的情緒幸福感。
但「生活滿意度」就完全不同了。生活滿意度是沒有天花板的，它不會在某個收入水平之後停止上升。通常來說，收入越高，人們對自己生活的主觀評價也越高。
在很多情況下，金錢其實扮演的是一種「成功的媒介」，它象徵着你在社會體系中的位置，也象徵着一種主觀意義上的成功感。
肖恩：更快樂或者更滿意的人，會活得更久嗎？
丹尼爾：我們有非常清晰的證據：更快樂，對身心健康確實有好處，能讓你活得更久、生活質量更高。而生活滿意度大致也起着類似作用。
但要精確比較兩者孰輕孰重，我現在還說不上來。
（注：卡尼曼和迪頓在2010年那篇研究裏，用蓋洛普數據把「情緒性幸福」和「生活評價」分開測量，並給出一個非常清晰的結論：高收入會持續抬升生活評價，但情緒性幸福在美國樣本中大致到年收入約7.5萬美元后趨於平台；同時，低收入會顯著放大痛苦與負面體驗。這個結論後來成爲很多「錢買不到快樂」的討論基礎。
不過，這個「7.5萬美元門檻」後來也引發了很有意思的學術爭論。馬修·基林斯沃思（Matthew A. Killingsworth）在2021年的研究中，用大規模體驗採樣數據發現：無論是「體驗到的幸福感」還是「評價式幸福感」，都隨着收入上升而繼續提高，並未在7.5萬美元后停止。）
2、讓好的行爲變得更容易，讓壞的行爲變得更難
肖恩：我們能不能改變行爲？如果可以，該怎麼做？
丹尼爾：我不太確定這個前提成立。我認爲，改變行爲其實非常困難。
當然，有一些技巧和方法可以嘗試，但我覺得，凡是對「行爲改變」抱有太大樂觀的人，多少都有些自欺欺人。這事遠比大多數人以爲的要複雜。
肖恩：這不正是婚姻的全部含義嗎？
丹尼爾：也許吧。但如果婚姻裏兩個人總試圖改變對方，我覺得這段關係大概率不會走向幸福。
肖恩：所以降低期待，可能反而更快樂？
丹尼爾：沒錯。就算你有期待，也別想着「去改變」，因爲大概率不會成功。
肖恩：我能想到的策略就是，讓好的行爲變得更容易，讓壞的行爲變得更難。
丹尼爾：這正是核心所在。我一直認爲，這是心理學迄今爲止最重要的洞見之一。
你想讓一個人從行爲A轉向行爲B，表面上可以有兩種方法：你可以推他一把，或者問他，「爲什麼現在還沒這麼做？」
當你這樣問「爲什麼還沒有」，你得到的就是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說的「阻力」。也就是，人們之所以還沒達到你希望他們的樣子，是有原因的。
勒溫把行爲看成一種「均衡狀態」。有些力量推着你前進，有些力量把你拉住。比如你說話的音量、你開車的速度——這些都是外力平衡下形成的行爲結果。
而我們習慣怎麼做？我們看到一個人沒變，就試圖施壓，也就是加大推動力。但勒溫的洞見是，你真正應該去削弱的是阻力，而不是加碼推動力。
我腦子裏一直有個畫面：一塊木板，兩邊被彈簧拉着。你想讓它往某個方向移動，有兩個辦法。一是加一根彈簧往那個方向推；二是拆掉一根拉住它的彈簧。
如果木板是因爲你加大了推動力才移動的，那麼新的平衡點裏，彈簧會被壓得更緊——系統張力更大，反作用力更強。
但如果你移除的是阻力，那麼移除之後，整個系統反而更輕鬆，張力更小。
我二十歲時第一次讀到這個理論，覺得太美妙了。
（注：這個思路也很像伊索寓言《北風與太陽》：北風越吹越猛，旅人越把外套裹緊；太陽溫暖和煦，旅人反而自己把外套脫下。寓意是「強迫常常激起抵抗，溫和反而更能看見改變」。）
3、行爲是情境性的：想理解一個人，先看他所處的狀態
肖恩：你希望大家都懂的心理學常識是什麼？
丹尼爾：行爲不一定反映一個人的性格，行爲在很大程度上跟情境有關。
如果人們以一種看起來很奇怪的方式行事，你要去看他們所處的情境，去看情境裏有哪些壓力，讓他們會那樣做。
有一位很有名的社會心理學家把這種偏差叫作「基本歸因錯誤」。意思是，當你看到別人以某種方式行動時，你會以爲那是因爲他的性格導致的。但事實未必如此，更可能是他所處的狀態使他如此行事。
我也希望人們知道，動機是複雜的。人們做「好事」，往往是好壞動機混在一起；做「壞事」，也可能是好壞動機混在一起。
我覺得心理學教育的意義之一，就是讓人少一點評判，多一點共情和耐心。因爲評判並不能把你帶到任何地方。
「基本歸因錯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這個術語通常與社會心理學家李·羅斯（Lee Ross）的經典綜述文章相關，他在文中討論了人們在解釋他人行爲時，傾向於高估「人格原因」、低估「情境原因」的系統性偏差。
（注：從這個角度可以理解爲什麼負債端對於投資管理人很重要。因爲適配的資金，讓基金經理可以按照自己的投資理念和方法行事，但是如果短期或者收益預期不符的客戶進來，會嚴重影響甚至裹挾基金經理的投資決策。
我們看到巴菲特60年的投資成功，卻忽視了他對於關鍵問題的解決，即通過長期的保險資金，讓自己處於跟投資框架完全自洽的場景當中。）
4、讓「代理人」替你做決策，可能更理性
肖恩：爲什麼我們總能輕鬆地給朋友提建議，但當自己陷入同樣的處境時，反而常常看不清？
丹尼爾：情緒會干擾清晰的思考。舉個例子，我們常說的稟賦效應：當我試圖把自己的三明治賣給你時，通常會要一個高於我當初買它時的價格。這背後的核心是——我們對「失去」的感受，通常比「獲得」的感受強烈得多。
但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發現是：如果一個「代理人」代替別人做決策，他就不會表現出這種損失厭惡。換句話說，他在買和賣之間，傾向於用同一個價格——這更接近經濟學意義上的理性。
這個現象放到公共政策領域尤爲關鍵。
政府本質上是一種代理人，代表社會整體做決策。作爲代理人，他們往往以整體效率爲導向，關注政策最終的淨效果。但問題在於，他們常常忽視一個現實：任何改革都可能讓一部分人「失去原有利益」。
而經驗告訴我們，「潛在的輸家」往往比「潛在的贏家」更積極反對。這也是爲什麼很多改革要麼夭折，要麼一旦推行，成本遠遠超出預期。因爲你必須補償那些被影響的群體，而這些代價在初期往往沒有被充分預估進去。
布萊恩·約翰遜（Bryan Johnson）非常直白地說過一句話，大意是「我想證明：算法比我本人更會照顧我」。
這基本就是把「把某些決策外包給更少情緒干擾的系統」這件事講到極致了。
（注：這算不算是買基金，尤其是量化基金的心理學基礎，哈哈）
5、信念更多是由「人」而不是由「事實」塑造的
肖恩：有沒有什麼東西，會特別妨礙清晰思考？
丹尼爾：有。我們對幾乎所有問題都會立刻冒出一個直覺反應。你只要問我一個問題，我腦子裏馬上就會有一個現成答案。
而這些現成答案，恰恰是妨礙清晰思考的最大障礙。我們沒法不產生它們。
情緒也是干擾因素。我甚至會說，真正獨立、清晰的思考在很多時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們之所以相信某個觀點，大多數時候並不是因爲它背後有多麼充分的理由。如果你問我「爲什麼相信」，我當然能給你一個解釋，但那套解釋並不是我形成信念的真正原因。
我們有這些信念，更多是因爲我們相信某些人，信任他們，所以也接受了他們的觀點。除非你是科學家，或者在進行類似訓練，否則你的信念很少是「自己想出來的」。
肖恩：但就算是科學家，也很難做到完全清晰吧？
丹尼爾：是的，範圍也很有限。而且科學家同樣會被情緒影響。你會執着於自己的觀點，會因爲別人質疑你而感到不快，會在意別人是不是覺得自己更聰明。這些都會干擾判斷。所以我會說，真正的清晰思考，比大多數人以爲的要稀缺得多。
肖恩：那在信念剛剛形成的時候，有什麼辦法能做得更好嗎？比如我們讀到一篇評論，結構嚴謹、邏輯清晰，又正好符合我們的世界觀，就很容易把它當成自己的觀點。但我們其實忘了：這個想法不是自己思考出來的，而是「借來的」。有沒有什麼方法能提醒我們這一點？
丹尼爾：我自己對氣候變化的看法就是這樣來的。我相信氣候變化，是因爲我相信那些說「有氣候變化」的人。而不相信的人，是相信另外一群人。
肖恩： 但這也說明我們同樣可能會相信「假新聞」，對吧？
丹尼爾：當然。而且我更容易相信「我這一邊」的假新聞，而不是「另一邊」的。過去十到十五年，美國的公共討論質量確實大幅下滑。我們以前至少還有個共識：事實是重要的。
肖恩：你覺得爲什麼會變成這樣？
丹尼爾：政治極化確實帶來了很大影響，加上現在每個人都可以選擇只看自己喜歡的那一類信息來源。
（注：卡尼曼在《思考，快與慢》裏有一句很貼合他在這裏的表達：很多重要信念並不是來自證據，而是來自我們所愛與所信任的人持有同樣的看法。它幾乎就是他這段「理由不是原因，我們是先信人再信觀點」的書面版。
如果把他這段話放進社會心理學與政治心理學的研究語境裏，會很自然地接到兩條主線。其一是「社會認同理論」，強調群體身份會塑造我們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從而影響態度與判斷。
其二是「身份保護型認知」或「動機性推理」，也就是人們會下意識地把信息解釋成更有利於維護自己所屬群體身份與價值觀的樣子。
6、別太迷信「我一眼就知道」，能按流程就按流程
肖恩：你之前說過，我們在什麼情況下更該信直覺，什麼情況下不該信。大概是那種環境相對穩定，你能反覆練習，而且反饋又快又清楚的場景裏，直覺更靠譜。
可我感覺，組織裏做的大多數決策並不符合這種環境，但我們還是很依賴經驗和判斷。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做才能把決策做得更好？
丹尼爾：首先，我覺得你不能期待太高。對「提升決策質量」這件事，要保持低預期。
有一個基本原則：慢下來。特別是當你有一種「我非常確定」的強烈直覺時，更要刻意放慢。
確實有一些流程和方法可以提升判斷質量，我們可以展開聊。但如果你真的想顯著提高決策水平，那就一個字：算法。只要能把主觀判斷轉換成明確規則或算法，幾乎在所有場景下，算法都會比人類表現更好。
當然，把決策交給算法有它的社會成本。但就「決策質量」本身來說，效果更好。
做不到算法，就讓自己慢下來。
不同類型的問題，要用不同方式來處理。比如預測類問題，《超級預測》作者菲爾·泰特洛克（Phil Tetlock）就研究過哪些人更擅長預測、怎麼訓練這些能力。那是一類問題。
但我更關心另一類問題：你需要評估、打分、比較多個選項。這是我很早接觸到的一類判斷問題。
我22歲時在以色列軍隊做心理學工作，臨時被派去搭建一個面試體系。原來的做法是：面試官直接給出一個「直覺印象」：這個新兵是不是個好苗子？
我改了個思路，先定六個維度，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比如紀律性、反應能力之類。讓面試官圍繞每個維度提問、獨立打分，記錄完六個維度之後，最後再寫一個總的「直覺分數」。
當時很多人很反感，說我們變成了機器。我說你們負責提高可靠性，至於預測效果，我來負責。
後來我們驗證了一下，新方法比原來準確得多。
更有趣的是，那個「最後閉上眼睛」的直覺評分也有價值。它和前六項平均分不完全重複，能提供額外信息。
所以我們最後的做法是，總分=結構化打分的一半 + 直覺打分的一半。這套方法後來在以色列軍隊沿用了幾十年，十五年前我回去，他們還在用。
這個經驗成爲我後續寫書的一個核心思路。
關鍵是延後直覺，不要太早形成整體印象。我們通常太快形成直覺，而快速直覺往往不太好。但如果你等到信息更完整時再讓直覺出現，它會更好。
肖恩：那具體怎麼「延後直覺」？
丹尼爾：靠結構化。比如說一群董事在開會評估一個投資項目，我建議的是：不要上來就問大家「你支持還是反對」，而是一個維度一個維度地過。
在每個維度上達成一定共識後，最後再做整體判斷。這樣做，不僅讓信息更清楚，也能避免初始印象干擾判斷。
因爲一旦你有了印象，後面就會花很多時間去驗證那個印象，而不是尋找真正的證據。如果最開始那個印象是錯的，你就會「錯到底」。
所以獨立性非常重要。否則就像一群目擊證人被關在一起討論，他們很快就會互相影響，信息價值也就打了折扣。你真正想做的，是先收集每個人的原始判斷。
（注：巴菲特在2015年3月5日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傑夫·坎寧安對話時談到,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爲自己就是一名記者。我自己安排了一個選題，比如『1973年《華盛頓郵報》公司每股價值22美元嗎?』，還有『BNSF鐵路值得我們支付340億美元嗎?』我給自己定選題，這就是我的工作假設，隨後我會去尋找事實，並在事實當中不做立場判斷和取捨。
巴菲特強調，應該始終遵守一個原則，就是不要先入爲主，讓假設來決定報道內容本身。）
肖恩：那在組織中，怎麼讓反對意見更容易被提出、被聽到？
丹尼爾：有很多方法，比如「紅隊 vs 藍隊」、安排「唱反調者」等。但最核心的，是作爲領導者，你要保護那些少數聲音。
因爲反對是痛苦的、是有代價的。如果你不降低「表達異議」的成本，那意見就不會出來。
肖恩：你長期研究認知偏差，但你也說過，自己並不比別人更能避免偏差。這聽起來有點令人沮喪。
丹尼爾：沒錯。就個人思考而言，我並沒比別人好多少。靠個人意志去避免偏差，不太現實。我反而對組織更有信心，因爲組織可以設置程序、放慢節奏、建立流程。
很多人會列出一張「認知偏差清單」，逐條排查。但我不太看好這種做法，偏差太多了，而且它們還會互相交錯、增強。
更可行的，是認出自己在哪些特定情境下容易系統性地犯錯，然後就不依賴直覺，用流程替代。
比如錨定效應。談判時對方一上來就開一個很離譜的高價，會讓你對合理區間的判斷整體被拉偏。你知道有這個效應，就會當場劃掉這個錨點，把它從對話中移除。
但也有些偏差特別難防，比如我們總是過度自信地預測極端結果。我們大腦天生不會做均值回歸。
我最喜歡的一個例子是：我告訴你有個大學生，四歲就能流利閱讀，然後問你她大學的GPA會是多少。大多數人立刻給一個高分，比如90百分位。但在統計學上這完全不合理，因爲早會讀書跟GPA的相關性遠沒那麼強。
合理的預測應該回歸平均值，只是略微偏高一點。但我們的直覺往往跳得太遠了。
偶爾你能提醒自己，但只要你真的在乎這個問題，就很難避免偏差。
編輯/jay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