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聪明投资者
2019年一场深度访谈快结束的时候，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手机响了。他忘了静音。
来电的人想请他做一场演讲，或者审一本书。卡尼曼接起来听了一会，挂电话前说了一句话：“我的规矩是，电话里从不说‘好’。我明天再回复你。”
当时采访的肖恩·帕里什（Shane Parrish）默默记下这一幕。结束时候还追问了一下。
卡尼曼回答说，他知道自己在面对真诚邀约时，直觉里会冒出一个匆忙的“好”。他也试过当场拒绝，但每次拒绝，对方的第一反应永远是重新谈判：换个日期呢？换个时间线呢？
于是他给自己定了这条规矩，在决定前留24小时的缓冲期。
这条规矩，是卡尼曼一辈子研究的浓缩版。
身为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思考，快与慢》的作者，研究人类决策偏差半个世纪，影响无数杰出投资人的丹尼尔·卡尼曼也坦白说，研究了一辈子，自己并不比别人更能避免偏差。
靠个人意志去做更好的决定，不太现实。
他真正相信的，是流程，是算法，是结构化打分，是延后直觉——任何能让那个匆忙的“好”晚一点出场的设计。
卡尼曼2024年3月27日去世，享年90岁。这场对话是他生前为数不多的深度访谈之一。
我们照例史海钩沉，把它整理出来。在各人不同的生命阶段和生命状态下，应有不同的共鸣感。
比如卡尼曼说，看到一个人做出“说不通”的事，我们习惯把原因归到他的性格，而不是他所处的情境。
这一点对理解基金经理的处境很有用。我们看到巴菲特六十年的投资成功，常常忽视他对一个关键问题的解决——通过长期保险浮存金，把自己放进一个跟投资框架完全自洽的场景里。
负债端的适配，本质上就是让基金经理减少那些会扭曲他决策的裹挟因子。
代理人那段也很有意思。代理人在买卖之间不带禀赋效应，因为他不持有“损失感”。布莱恩·约翰逊那句话被卡尼曼拿来用了，“我想证明，算法比我本人更会照顾我”。
这大概也算是买基金、尤其是量化基金的心理学基础。
关于信念的来源，卡尼曼也很坦诚，他说人相信一件事，多数时候不是因为证据，是因为我们信任的人也这样想。他承认自己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也是这么形成的。
这句话其实在《思考，快与慢》里有一个更完整的版本：很多重要信念不是来自证据，而是来自我们所爱和所信任的人持有同样的看法。
回到直觉本身。卡尼曼说，如果你真想显著提高决策水平，那就一个字——算法。做不到算法，就让自己慢下来。
肖恩问他怎么“延后直觉”。卡尼曼讲了一个具体的做法：评估一个投资项目，不要上来问“你支持还是反对”，先一个维度一个维度地过，每个维度上达成一定共识，再做整体判断。一旦先有了整体印象，后面就会花很多时间去验证那个印象，而不是寻找真正的证据。
想起巴菲特2015年那次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坎宁安的对话。
巴菲特说，“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自己就是一名记者。我给自己定选题，比如1973年《华盛顿邮报》公司每股价值22美元吗？这是我的工作假设，随后我会去寻找事实，不做立场判断和取舍。他强调的是，不要先入为主，让假设来决定报道内容本身。
这场对话里这样的地方还有不少。
聪明投资者挑出最有获得感的部分精译整理，并加了些备注。
1、关于“快乐”和“满意度”的区分
肖恩：你在“快乐”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分，能说说你是怎么看的吗？
丹尼尔：当然可以。其实“快乐”这个词本身就很模糊，对不同的人意味不同。
但一种相对合理的理解是：它更多指的是情绪，是你此刻的感觉，是你生活的情绪基调。你是不是觉得舒服，是不是享受当下，是不是活得像你自己。
而“生活满意度”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是你在思考自己生活时，对整体生活状态做出的评价。我们大多数时候不会去想这些问题，只是过着每一天。但偶尔你会停下来，回头看看过去几年，这时你才会问：“我对我的生活满意吗？”
那才是所谓的生活满意度。
这里的“满意”，不是简单地说“不错”，而是对你整个人生状态的满意。
肖恩：那我们该怎么平衡两者？是不是年轻时追求快乐，年纪大了追求满足？
丹尼尔：我倒从没这么想过。
我最初研究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是更偏向“快乐”的。我觉得当下的情绪体验才是最真实的，生活满意度不过是人讲给自己听的故事。所以起初我认为，快乐才更值得关注。
但我们后来做了更多研究，发现让人快乐的条件，和让人满意的条件并不一样。
快乐往往是社交性的：你是不是和你爱、也爱你的人在一起；是不是有连结、有关系。而生活满意度更传统、更世俗，跟事业成功、收入、教育程度、社会地位这些因素更相关。
肖恩：你们的研究是不是还发现了这样一个结果：年收入超过7万美元之后，人的快乐不会明显增加，但生活满意度还会继续提升？
丹尼尔：对，那是我和普林斯顿的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一起做的研究。
我们发现，就“快乐”而言，也就是日常情绪的整体基调（包括正向和负向情绪），收入越高并不会让人无限制地更快乐。但贫穷会显著增加痛苦。
在美国大概存在一个门槛，当时估算大约在年收入7万美元左右。超过这个水平之后，再增加收入，并不会明显提升你的情绪幸福感。
但“生活满意度”就完全不同了。生活满意度是没有天花板的，它不会在某个收入水平之后停止上升。通常来说，收入越高，人们对自己生活的主观评价也越高。
在很多情况下，金钱其实扮演的是一种“成功的媒介”，它象征着你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也象征着一种主观意义上的成功感。
肖恩：更快乐或者更满意的人，会活得更久吗？
丹尼尔：我们有非常清晰的证据：更快乐，对身心健康确实有好处，能让你活得更久、生活质量更高。而生活满意度大致也起着类似作用。
但要精确比较两者孰轻孰重，我现在还说不上来。
（注：卡尼曼和迪顿在2010年那篇研究里，用盖洛普数据把“情绪性幸福”和“生活评价”分开测量，并给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高收入会持续抬升生活评价，但情绪性幸福在美国样本中大致到年收入约7.5万美元后趋于平台；同时，低收入会显著放大痛苦与负面体验。这个结论后来成为很多“钱买不到快乐”的讨论基础。
不过，这个“7.5万美元门槛”后来也引发了很有意思的学术争论。马修·基林斯沃思（Matthew A. Killingsworth）在2021年的研究中，用大规模体验采样数据发现：无论是“体验到的幸福感”还是“评价式幸福感”，都随着收入上升而继续提高，并未在7.5万美元后停止。）
2、让好的行为变得更容易，让坏的行为变得更难
肖恩：我们能不能改变行为？如果可以，该怎么做？
丹尼尔：我不太确定这个前提成立。我认为，改变行为其实非常困难。
当然，有一些技巧和方法可以尝试，但我觉得，凡是对“行为改变”抱有太大乐观的人，多少都有些自欺欺人。这事远比大多数人以为的要复杂。
肖恩：这不正是婚姻的全部含义吗？
丹尼尔：也许吧。但如果婚姻里两个人总试图改变对方，我觉得这段关系大概率不会走向幸福。
肖恩：所以降低期待，可能反而更快乐？
丹尼尔：没错。就算你有期待，也别想着“去改变”，因为大概率不会成功。
肖恩：我能想到的策略就是，让好的行为变得更容易，让坏的行为变得更难。
丹尼尔：这正是核心所在。我一直认为，这是心理学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洞见之一。
你想让一个人从行为A转向行为B，表面上可以有两种方法：你可以推他一把，或者问他，“为什么现在还没这么做？”
当你这样问“为什么还没有”，你得到的就是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说的“阻力”。也就是，人们之所以还没达到你希望他们的样子，是有原因的。
勒温把行为看成一种“均衡状态”。有些力量推着你前进，有些力量把你拉住。比如你说话的音量、你开车的速度——这些都是外力平衡下形成的行为结果。
而我们习惯怎么做？我们看到一个人没变，就试图施压，也就是加大推动力。但勒温的洞见是，你真正应该去削弱的是阻力，而不是加码推动力。
我脑子里一直有个画面：一块木板，两边被弹簧拉着。你想让它往某个方向移动，有两个办法。一是加一根弹簧往那个方向推；二是拆掉一根拉住它的弹簧。
如果木板是因为你加大了推动力才移动的，那么新的平衡点里，弹簧会被压得更紧——系统张力更大，反作用力更强。
但如果你移除的是阻力，那么移除之后，整个系统反而更轻松，张力更小。
我二十岁时第一次读到这个理论，觉得太美妙了。
（注：这个思路也很像伊索寓言《北风与太阳》：北风越吹越猛，旅人越把外套裹紧；太阳温暖和煦，旅人反而自己把外套脱下。寓意是“强迫常常激起抵抗，温和反而更能看见改变”。）
3、行为是情境性的：想理解一个人，先看他所处的状态
肖恩：你希望大家都懂的心理学常识是什么？
丹尼尔：行为不一定反映一个人的性格，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跟情境有关。
如果人们以一种看起来很奇怪的方式行事，你要去看他们所处的情境，去看情境里有哪些压力，让他们会那样做。
有一位很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把这种偏差叫作“基本归因错误”。意思是，当你看到别人以某种方式行动时，你会以为那是因为他的性格导致的。但事实未必如此，更可能是他所处的状态使他如此行事。
我也希望人们知道，动机是复杂的。人们做“好事”，往往是好坏动机混在一起；做“坏事”，也可能是好坏动机混在一起。
我觉得心理学教育的意义之一，就是让人少一点评判，多一点共情和耐心。因为评判并不能把你带到任何地方。
“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这个术语通常与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Lee Ross）的经典综述文章相关，他在文中讨论了人们在解释他人行为时，倾向于高估“人格原因”、低估“情境原因”的系统性偏差。
（注：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为什么负债端对于投资管理人很重要。因为适配的资金，让基金经理可以按照自己的投资理念和方法行事，但是如果短期或者收益预期不符的客户进来，会严重影响甚至裹挟基金经理的投资决策。
我们看到巴菲特60年的投资成功，却忽视了他对于关键问题的解决，即通过长期的保险资金，让自己处于跟投资框架完全自洽的场景当中。）
4、让“代理人”替你做决策，可能更理性
肖恩：为什么我们总能轻松地给朋友提建议，但当自己陷入同样的处境时，反而常常看不清？
丹尼尔：情绪会干扰清晰的思考。举个例子，我们常说的禀赋效应：当我试图把自己的三明治卖给你时，通常会要一个高于我当初买它时的价格。这背后的核心是——我们对“失去”的感受，通常比“获得”的感受强烈得多。
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是：如果一个“代理人”代替别人做决策，他就不会表现出这种损失厌恶。换句话说，他在买和卖之间，倾向于用同一个价格——这更接近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
这个现象放到公共政策领域尤为关键。
政府本质上是一种代理人，代表社会整体做决策。作为代理人，他们往往以整体效率为导向，关注政策最终的净效果。但问题在于，他们常常忽视一个现实：任何改革都可能让一部分人“失去原有利益”。
而经验告诉我们，“潜在的输家”往往比“潜在的赢家”更积极反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改革要么夭折，要么一旦推行，成本远远超出预期。因为你必须补偿那些被影响的群体，而这些代价在初期往往没有被充分预估进去。
布莱恩·约翰逊（Bryan Johnson）非常直白地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想证明：算法比我本人更会照顾我”。
这基本就是把“把某些决策外包给更少情绪干扰的系统”这件事讲到极致了。
（注：这算不算是买基金，尤其是量化基金的心理学基础，哈哈）
5、信念更多是由“人”而不是由“事实”塑造的
肖恩：有没有什么东西，会特别妨碍清晰思考？
丹尼尔：有。我们对几乎所有问题都会立刻冒出一个直觉反应。你只要问我一个问题，我脑子里马上就会有一个现成答案。
而这些现成答案，恰恰是妨碍清晰思考的最大障碍。我们没法不产生它们。
情绪也是干扰因素。我甚至会说，真正独立、清晰的思考在很多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之所以相信某个观点，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因为它背后有多么充分的理由。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相信”，我当然能给你一个解释，但那套解释并不是我形成信念的真正原因。
我们有这些信念，更多是因为我们相信某些人，信任他们，所以也接受了他们的观点。除非你是科学家，或者在进行类似训练，否则你的信念很少是“自己想出来的”。
肖恩：但就算是科学家，也很难做到完全清晰吧？
丹尼尔：是的，范围也很有限。而且科学家同样会被情绪影响。你会执着于自己的观点，会因为别人质疑你而感到不快，会在意别人是不是觉得自己更聪明。这些都会干扰判断。所以我会说，真正的清晰思考，比大多数人以为的要稀缺得多。
肖恩：那在信念刚刚形成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做得更好吗？比如我们读到一篇评论，结构严谨、逻辑清晰，又正好符合我们的世界观，就很容易把它当成自己的观点。但我们其实忘了：这个想法不是自己思考出来的，而是“借来的”。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提醒我们这一点？
丹尼尔：我自己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就是这样来的。我相信气候变化，是因为我相信那些说“有气候变化”的人。而不相信的人，是相信另外一群人。
肖恩： 但这也说明我们同样可能会相信“假新闻”，对吧？
丹尼尔：当然。而且我更容易相信“我这一边”的假新闻，而不是“另一边”的。过去十到十五年，美国的公共讨论质量确实大幅下滑。我们以前至少还有个共识：事实是重要的。
肖恩：你觉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丹尼尔：政治极化确实带来了很大影响，加上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只看自己喜欢的那一类信息来源。
（注：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里有一句很贴合他在这里的表达：很多重要信念并不是来自证据，而是来自我们所爱与所信任的人持有同样的看法。它几乎就是他这段“理由不是原因，我们是先信人再信观点”的书面版。
如果把他这段话放进社会心理学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语境里，会很自然地接到两条主线。其一是“社会认同理论”，强调群体身份会塑造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从而影响态度与判断。
其二是“身份保护型认知”或“动机性推理”，也就是人们会下意识地把信息解释成更有利于维护自己所属群体身份与价值观的样子。
6、别太迷信“我一眼就知道”，能按流程就按流程
肖恩：你之前说过，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更该信直觉，什么情况下不该信。大概是那种环境相对稳定，你能反复练习，而且反馈又快又清楚的场景里，直觉更靠谱。
可我感觉，组织里做的大多数决策并不符合这种环境，但我们还是很依赖经验和判断。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才能把决策做得更好？
丹尼尔：首先，我觉得你不能期待太高。对“提升决策质量”这件事，要保持低预期。
有一个基本原则：慢下来。特别是当你有一种“我非常确定”的强烈直觉时，更要刻意放慢。
确实有一些流程和方法可以提升判断质量，我们可以展开聊。但如果你真的想显著提高决策水平，那就一个字：算法。只要能把主观判断转换成明确规则或算法，几乎在所有场景下，算法都会比人类表现更好。
当然，把决策交给算法有它的社会成本。但就“决策质量”本身来说，效果更好。
做不到算法，就让自己慢下来。
不同类型的问题，要用不同方式来处理。比如预测类问题，《超级预测》作者菲尔·泰特洛克（Phil Tetlock）就研究过哪些人更擅长预测、怎么训练这些能力。那是一类问题。
但我更关心另一类问题：你需要评估、打分、比较多个选项。这是我很早接触到的一类判断问题。
我22岁时在以色列军队做心理学工作，临时被派去搭建一个面试体系。原来的做法是：面试官直接给出一个“直觉印象”：这个新兵是不是个好苗子？
我改了个思路，先定六个维度，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比如纪律性、反应能力之类。让面试官围绕每个维度提问、独立打分，记录完六个维度之后，最后再写一个总的“直觉分数”。
当时很多人很反感，说我们变成了机器。我说你们负责提高可靠性，至于预测效果，我来负责。
后来我们验证了一下，新方法比原来准确得多。
更有趣的是，那个“最后闭上眼睛”的直觉评分也有价值。它和前六项平均分不完全重复，能提供额外信息。
所以我们最后的做法是，总分=结构化打分的一半 + 直觉打分的一半。这套方法后来在以色列军队沿用了几十年，十五年前我回去，他们还在用。
这个经验成为我后续写书的一个核心思路。
关键是延后直觉，不要太早形成整体印象。我们通常太快形成直觉，而快速直觉往往不太好。但如果你等到信息更完整时再让直觉出现，它会更好。
肖恩：那具体怎么“延后直觉”？
丹尼尔：靠结构化。比如说一群董事在开会评估一个投资项目，我建议的是：不要上来就问大家“你支持还是反对”，而是一个维度一个维度地过。
在每个维度上达成一定共识后，最后再做整体判断。这样做，不仅让信息更清楚，也能避免初始印象干扰判断。
因为一旦你有了印象，后面就会花很多时间去验证那个印象，而不是寻找真正的证据。如果最开始那个印象是错的，你就会“错到底”。
所以独立性非常重要。否则就像一群目击证人被关在一起讨论，他们很快就会互相影响，信息价值也就打了折扣。你真正想做的，是先收集每个人的原始判断。
（注：巴菲特在2015年3月5日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杰夫·坎宁安对话时谈到,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自己就是一名记者。我自己安排了一个选题，比如‘1973年《华盛顿邮报》公司每股价值22美元吗?’，还有‘BNSF铁路值得我们支付340亿美元吗?’我给自己定选题，这就是我的工作假设，随后我会去寻找事实，并在事实当中不做立场判断和取舍。
巴菲特强调，应该始终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先入为主，让假设来决定报道内容本身。）
肖恩：那在组织中，怎么让反对意见更容易被提出、被听到？
丹尼尔：有很多方法，比如“红队 vs 蓝队”、安排“唱反调者”等。但最核心的，是作为领导者，你要保护那些少数声音。
因为反对是痛苦的、是有代价的。如果你不降低“表达异议”的成本，那意见就不会出来。
肖恩：你长期研究认知偏差，但你也说过，自己并不比别人更能避免偏差。这听起来有点令人沮丧。
丹尼尔：没错。就个人思考而言，我并没比别人好多少。靠个人意志去避免偏差，不太现实。我反而对组织更有信心，因为组织可以设置程序、放慢节奏、建立流程。
很多人会列出一张“认知偏差清单”，逐条排查。但我不太看好这种做法，偏差太多了，而且它们还会互相交错、增强。
更可行的，是认出自己在哪些特定情境下容易系统性地犯错，然后就不依赖直觉，用流程替代。
比如锚定效应。谈判时对方一上来就开一个很离谱的高价，会让你对合理区间的判断整体被拉偏。你知道有这个效应，就会当场划掉这个锚点，把它从对话中移除。
但也有些偏差特别难防，比如我们总是过度自信地预测极端结果。我们大脑天生不会做均值回归。
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我告诉你有个大学生，四岁就能流利阅读，然后问你她大学的GPA会是多少。大多数人立刻给一个高分，比如90百分位。但在统计学上这完全不合理，因为早会读书跟GPA的相关性远没那么强。
合理的预测应该回归平均值，只是略微偏高一点。但我们的直觉往往跳得太远了。
偶尔你能提醒自己，但只要你真的在乎这个问题，就很难避免偏差。
编辑/jayden